365bet亚洲官方投注抱偏见无法诠释中国成功,新时期国外智库中夏族民共和国研讨新取向及启示

外媒解析西方看中国:抱偏见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
2013年04月08日 10:39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1)6  中新网4月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刊发学者文章,解读西方的“中国观察”沧桑历程,文章从冷战时代的观察方式的回顾写到现今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现状,认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历史性成就。许多抱有偏见的中国观察家,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解释过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

海外智库的中国研究者认识到十九大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蓝图和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重要历史意义,普遍将十九大报告列为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必读文献。深入学习中国成功经验,推动本国与中国发展战略对接,共享中国发展全球红利,成为许多海外智库中国专家的重要研究动机。透过智库看海外中国研究新动向内嵌中国叙事、赋力国际发展的中国模式逐步释放其实践解释力与理论预见力,当代海外主流中国研究者很少再动辄拿极端事件作片面解读,或在讨论具体问题时辅以意识形态偏见,而是更加务实地聚焦于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及对本国发展的启示。海外学者对于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与批判,其所代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与诉求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积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外传播。海外智库的中国研究者认识到十九大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蓝图和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重要历史意义,普遍将十九大报告列为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必读文献。深入学习中国成功经验,推动本国与中国发展战略对接,共享中国发展全球红利,成为许多海外智库中国专家的重要研究动机。

进入专题: 冷战国际史
 

曾经在铁幕下的东方,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说是个谜;冷战,对于今天许许多多普通人来说,也同样令人好奇;而冷战史,对于那些研究冷战的人来说,依然也有无数的谜团等待时间去解开。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冷战的迷雾还没有散尽。

  文章摘编如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

透过智库看海外中国研究新动向

沈志华 (进入专栏)
 

许多人可能很熟悉冷战这个词汇,也听过冷战思维这个概念,但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冷战思维?它对于今天的人们,还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观察”是一门神秘的艺术。按照传统定义,它主要是指冷战时期包括记者、安全或情报机构的分析师,以及学者在内的“中国问题专家”所从事的现代中国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积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外传播。海外智库的中国研究者认识到十九大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蓝图和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重要历史意义,普遍将十九大报告列为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必读文献。深入学习中国成功经验,推动本国与中国发展战略对接,共享中国发展全球红利,成为许多海外智库中国专家的重要研究动机。

内嵌中国叙事、赋力国际发展的中国模式逐步释放其实践解释力与理论预见力,当代海外主流中国研究者很少再动辄拿极端事件作片面解读,或在讨论具体问题时辅以意识形态偏见,而是更加务实地聚焦于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及对本国发展的启示。从海外智库学者的研究与评论中,我们观察到新时代海外中国研究展现出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

365bet亚洲官方投注 1

沈志华说:“真正地明白冷战、了解冷战,对今天的发展有着很好的作用,而实际上,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使得人们在国际关系上、在话语权上显得不足。只有把事实搞清楚,揭开历史的神话,还原历史的真相,把历史摊开了说,摊开了看,才能发现这个世界过去经历过什么,今天又应该如何前进。”

  由于中国观察后来被加上了含有贬义的标签,我们不知道用“中国观察家”来称呼像史华慈(Benjamin
Schwarz)、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弗朗茨•迈克尔(Franz
Michael)、施伯乐(Robert Scalapino)、鲍大可(A. Doak
Barnett)、白鲁恂(Lucian Pye)、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以及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这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否合适。但在冷战时期,这些大师的许多学生,肯定会被归入“中国观察家”之列。

透过智库看海外中国研究新动向

一是主动响应中国理念与中国命题,对中国政治话语及其背景进行更加及时和深入的引介与分析。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外交事务》杂志在十九大召开后迅速刊登题为《习近平思想的意义》的文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与影响。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连续出版专刊分析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国防、外交等政策走向。欧盟委员会秘书处图书馆近期在其《智库评论》(Think
Tank Review)系列电子资料中专门推出“中国特辑”(Special Issue on
China),收集了2016年9月至2018年2月世界各大智库有关中国研究的代表性文章约140篇。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学者近期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呼吁各国以务实策略对待中国的经济影响。

  

研究从无人问津开始

  “中国观察”这一行当的主要目标,是为外界解释或“破译”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主要针对短期事件而不是其长期发展。

内嵌中国叙事、赋力国际发展的中国模式逐步释放其实践解释力与理论预见力,当代海外主流中国研究者很少再动辄拿极端事件作片面解读,或在讨论具体问题时辅以意识形态偏见,而是更加务实地聚焦于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及对本国发展的启示。从海外智库学者的研究与评论中,我们观察到新时代海外中国研究展现出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

在与海外学者的交流中可以发现,大部分海外学者都曾浏览自己母语版或汉语版的十九大报告,并精读其中涉及个人专业领域的表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态文明”等一些高频词汇的背景信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有些学者对于十九大提出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等开展深入研讨,并提出自己的解读。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胡晓波教授认为,这反映了海外学者的一种研究传统与自我选择。研究当代中国,不关注十九大、不了解十九大报告相关表述可能会被同行视为缺乏研究投入,从而其研究结论的时效性与权威性是值得怀疑的。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学术成果之多、之新,学术活动之广泛、之频繁,令其他研究领域望尘莫及,以至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以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著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战结束后十几年来,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确为历史学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因此,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前主编徐思彦提出的看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1]——毫不为过。

北京晨报:冷战史研究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如何?

  西方记者和分析师在20世纪60年代,集中到香港收集关于中国的信息并寻找中国政治的线索。观察家从官方宣传物、境外新闻和报道中追寻中国政治的蛛丝马迹。

一是主动响应中国理念与中国命题,对中国政治话语及其背景进行更加及时和深入的引介与分析。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外交事务》杂志在十九大召开后迅速刊登题为《习近平思想的意义》的文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与影响。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连续出版专刊分析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国防、外交等政策走向。欧盟委员会秘书处图书馆近期在其《智库评论》(Think
Tank Review)系列电子资料中专门推出“中国特辑”(Special Issue on
China),收集了2016年9月至2018年2月世界各大智库有关中国研究的代表性文章约140篇。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学者近期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呼吁各国以务实策略对待中国的经济影响。

二是在展望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全球治理格局变革时,普遍蕴含中国将全面发挥更重要作用、在一些特定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理性期待。《纽约时报》一篇题为《达沃斯真正的主角不是特朗普,而是中国》的文章认为,各国领导人在2018年达沃斯竞相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开放愿景以及对保护主义的抵制非常受欢迎,“一带一路”取得了类似新世界贸易组织的地位,正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

  本文拟对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大陆以外冷战国际史(即新冷战史[2])的研究状况做一简要介绍,主要包括学术特征、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内容。[3]

沈志华:在中国,我算是最早做这方面研究的人,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先做起来的也可。我开始做这个研究也有些条件的影响,首先,苏联解体之后,我到苏联,得到了大量的材料和档案,这算是一个不错的基础。其次,我在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和美国、日本的学者交流,发现大家在冷战研究上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就想,把中国的问题也放在其中去重新思考,这样不但有了题目,也有了深度。之后,也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我一起做这个研究,慢慢就做下来了。

  这种“中国研究”到底还是没有真正学术意义,因为一个典型的“中国观察家”,其实并没有真正研究中国:他们没有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分析问题,提出假说,然后利用系统的数据和观察资料来检验这些假说。一个中国问题观察家常常会出于一些成见和个人的偏见,把目光集中在各种负面报道或是问题上;而一个真实的中国学者应有的态度是中立和客观的。

在与海外学者的交流中可以发现,大部分海外学者都曾浏览自己母语版或汉语版的十九大报告,并精读其中涉及个人专业领域的表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态文明”等一些高频词汇的背景信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有些学者对于十九大提出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等开展深入研讨,并提出自己的解读。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胡晓波教授认为,这反映了海外学者的一种研究传统与自我选择。研究当代中国,不关注十九大、不了解十九大报告相关表述可能会被同行视为缺乏研究投入,从而其研究结论的时效性与权威性是值得怀疑的。

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学者认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的发展思路与大国担当,中欧关系自十八大以来进展顺利,习近平主席与北欧国家领导人互访促进了中国北欧互信,中国与中东欧16+1框架合作成果丰富,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领导者。波兰华沙大学欧洲中心学者认为,中国明确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与近来某大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欧盟应该从这种对比中洞鉴动态差异并微调对华政策。

  

北京晨报:研究情况是怎么样的?

  因此,那时候的“中国观察”充其量是一种不精确的艺术,几乎不值得被称为“汉学”。这种研究是很像冷战期间欧美学者为了观察苏联局势而发明的“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总之,无论是“中国观察”,还是“克里姆林宫学”,基本上都是冷战的产物。

二是在展望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全球治理格局变革时,普遍蕴含中国将全面发挥更重要作用、在一些特定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理性期待。《纽约时报》一篇题为《达沃斯真正的主角不是特朗普,而是中国》的文章认为,各国领导人在2018年达沃斯竞相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开放愿景以及对保护主义的抵制非常受欢迎,“一带一路”取得了类似新世界贸易组织的地位,正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

365bet亚洲官方投注抱偏见无法诠释中国成功,新时期国外智库中夏族民共和国研讨新取向及启示。三是积极建言本国政府“像中国一样思考”,并适时采取“拿来主义”政策。中东欧和北欧学者对于十九大报告中“三步走”战略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阶段安排等论述印象深刻,认为这种长期战略性安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作用,支撑国家经济列车不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波兰学者认为,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欧国家由于政党政治与近年来国内民粹主义的抬头,政府很难正式通过这样的长期发展战略,或者制定了战略也很难得到真正执行,而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科学谋划,这非常值得中东欧国家学习。多位学者在交流中表示,本国政府应该“像中国一样思考”,把中国成功的、可复制的经验“拿来”为己所用。这正是十九大报告所倡导的“文明交流”“文明互鉴”的生动体现。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沈志华:开始不顺利,很困难。那时候大概是1997年到1998年左右,那个时候许多人对于冷战这个概念还不太认同,也不了解。我当时在北大当兼职教授,曾想办一个冷战史研究中心,这样有一个名义,做起研究来也能顺利许多,结果学校不批,我拿着冷战史的材料解释给他们听,并且愿意自己掏钱办这个研究中心,但是学校依旧不同意,只批了一个“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就这样,我组织这个研究中心,自己掏钱办刊物,办活动,每年还召集国内外一些研究者交流讨论。到2001年,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历史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陈兼在他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办了一个“冷战史研究中心”,但他不在中国,当时许多研究冷战史的人都在北京。所以从2001年到2004年,冷战史研究的状况就是北京有研究者,但没有名头,上海有名头,但没有研究者。2004年的时候,陈兼教授跟我说,干脆让我到上海,把这个冷战史研究中心真正做起来。我就到了上海。

  新一代中国问题观察家

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学者认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的发展思路与大国担当,中欧关系自十八大以来进展顺利,习近平主席与北欧国家领导人互访促进了中国北欧互信,中国与中东欧16+1框架合作成果丰富,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领导者。波兰华沙大学欧洲中心学者认为,中国明确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与近来某大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欧盟应该从这种对比中洞鉴动态差异并微调对华政策。

同时,海外学者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分析更加务实,在维护本国政治利益和获取经济支持方面更加直接。斯洛伐克外交政策协会(Slova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和匈牙利国际事务与贸易研究所(Institut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的专家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制度对传统金融机制形成了有效补充,中国投资为中东欧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这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担心,例如,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目前主要集中于少数国家,未来需要考虑如何实现投资更加均衡。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有匈牙利学者抱怨中国的一些投资计划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也有波兰学者对中国相关官员不了解其所在的波兰城市基本地理状况而耿耿于怀。

  

冷战史和国际关系史

  随着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关系的缓和,老式的中国观察逐渐不被采信,声望日衰。冷战中的中美对立一旦开始放缓,中国观察家不得不改弦易辙,在新的环境下为中国观察寻找新的价值和角色。

三是积极建言本国政府“像中国一样思考”,并适时采取“拿来主义”政策。中东欧和北欧学者对于十九大报告中“三步走”战略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阶段安排等论述印象深刻,认为这种长期战略性安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作用,支撑国家经济列车不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波兰学者认为,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欧国家由于政党政治与近年来国内民粹主义的抬头,政府很难正式通过这样的长期发展战略,或者制定了战略也很难得到真正执行,而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科学谋划,这非常值得中东欧国家学习。多位学者在交流中表示,本国政府应该“像中国一样思考”,把中国成功的、可复制的经验“拿来”为己所用。这正是十九大报告所倡导的“文明交流”“文明互鉴”的生动体现。

365bet亚洲官方投注抱偏见无法诠释中国成功,新时期国外智库中夏族民共和国研讨新取向及启示。四是不断创造新的对策概念,以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西方话语的传统优势,与中国话语传播形成动态竞争局面。西方学者争夺话语优势的一个常用方法是创造新名词、新概念。一段时期以来,哈佛大学教授格雷汉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创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政治热词,尽管其背后的逻辑受到广泛批评,但却成功吸引了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的注意。类似的还有“金德尔博格陷阱”,这是由哈佛另一位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所提出,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提供全球公共品提出质疑。约瑟夫·奈早年以创造“软实力”和“巧实力”等热词知名,近期又提出西方要积极应对中国的“锐实力”(sharp
power)。“锐实力”来源于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在2017年12月的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冷战结束以来所使用的概念词汇已经不符合当代形势了”,进而提出“锐实力”概念,英国《经济学人》周刊随后迅速跟进,宣称西方应以自身的价值减弱中国“锐实力”的冲击。

  把冷战国际史看作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是因为在学者队伍、研究方法、活动方式等方面,它确有一些引起人们注意的学术特征。在笔者看来,这些具有全球化时代学术代表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北京晨报:冷战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此期间,一群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美国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在1968年成立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该委员会的学者,对亚洲研究的基本方法提出了挑战,这其中就包括作为冷战学术之一的中国观察。这种学术被认为是美国政府促进其在亚洲霸权政策和遏制中国的工具。

同时,海外学者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分析更加务实,在维护本国政治利益和获取经济支持方面更加直接。斯洛伐克外交政策协会(Slova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和匈牙利国际事务与贸易研究所(Institut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的专家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制度对传统金融机制形成了有效补充,中国投资为中东欧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这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担心,例如,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目前主要集中于少数国家,未来需要考虑如何实现投资更加均衡。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有匈牙利学者抱怨中国的一些投资计划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也有波兰学者对中国相关官员不了解其所在的波兰城市基本地理状况而耿耿于怀。

海外学者对于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与批判,其所代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与诉求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性。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认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过去更多是海外研究者在提,现在中国官方也在使用这一术语,有些西方观察家会解读为“中国模式”意在与西方模式竞争,从而可能会导致海外普通民众的误解。有欧洲学者认为,中欧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劳工权利法律框架等方面分歧明显,这些对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将是一个考验。可以预见,中西话语的竞争,包括概念、叙事和传播手段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会继续上演。

  

沈志华:冷战史的研究对象,是“二战”之后到1990年之间的时代里,世界上国际之间的关系。一般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都止于“二战”,“二战”之后,因为冷战的缘故,东西对立,国际关系史很难研究下去。一直到冷战史出来以后,代替了这一段时期的国际关系史,所以现在学术界很多人一般都把冷战史当作现代国际关系史,当然,还没有什么学术上的定义和规矩做定论,但多数人还是有这样的共识。

  委员会成员包括一些初出茅庐、前程远大的中国研究学者,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包嘉树(Richard Baum),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谢淑丽(Susan
Shirk)。他们对“中国观察”的一些基本前提,特别是对其非学术化的资料收集方式,以及在分析事件和作结论时所带有意识形态偏见,提出了质疑。

四是不断创造新的对策概念,以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西方话语的传统优势,与中国话语传播形成动态竞争局面。西方学者争夺话语优势的一个常用方法是创造新名词、新概念。一段时期以来,哈佛大学教授格雷汉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创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政治热词,尽管其背后的逻辑受到广泛批评,但却成功吸引了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的注意。类似的还有“金德尔博格陷阱”,这是由哈佛另一位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所提出,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提供全球公共品提出质疑。约瑟夫·奈早年以创造“软实力”和“巧实力”等热词知名,近期又提出西方要积极应对中国的“锐实力”(sharp
power)。“锐实力”来源于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在2017年12月的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冷战结束以来所使用的概念词汇已经不符合当代形势了”,进而提出“锐实力”概念,英国《经济学人》周刊随后迅速跟进,宣称西方应以自身的价值减弱中国“锐实力”的冲击。

对我国国际传播

  1、以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的国际学者队伍。

北京晨报:冷战史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它的研究和别的历史科目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就在尼克松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开始前不久,周恩来以“乒乓外交”为契机,选择性地邀请了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到中国访问。受邀者包括一些年轻的CCAS成员。结果,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学者走向另一个极端。

海外学者对于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与批判,其所代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与诉求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性。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认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过去更多是海外研究者在提,现在中国官方也在使用这一术语,有些西方观察家会解读为“中国模式”意在与西方模式竞争,从而可能会导致海外普通民众的误解。有欧洲学者认为,中欧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劳工权利法律框架等方面分歧明显,这些对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将是一个考验。可以预见,中西话语的竞争,包括概念、叙事和传播手段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会继续上演。

与软实力构建的启发

  

沈志华:过去做国际关系史,一般都是看书,多用二手材料,但是冷战史不同,它的研究立足于大量的档案文献,因此,冷战史研究要求一手的材料做基本的素材,不能用二手材料。而且,冷战史往往涉及多国之间的关系,因此都要用到多国的档案材料。我曾经自费到过美国、俄国搜集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进入1980年代以后,中国选择了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道路,随着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也逐渐改善,中国观察已经失去了其冷战定义下的存在理由,其运作模式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海外智库学者敏锐地捕捉到新时代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决心与信心,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察到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实践感召力进一步提高的事实。海外中国研究展现出的新趋势,对于推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启示。

  与其他学科不同,冷战史研究者们没有组建一个世界性、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研究会,而是建立起一个个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群。这些机构和群体的建立,或者以各自的学校为依托,或者以不断设立的研究项目为基础,但无论是常设机构,还是临时组合,他们都异常活跃,并经常按照不同的课题相互结合,交换文献资料,沟通研究信息,召开各种研讨会、书评会、讲演会等。各中心(研究组)几乎都设立了自己的英文网站,用以发布档案文献、研究信息、学术论文等。网络和会议是世界各地冷战史研究者沟通和联系的主要渠道。

北京晨报:那么中国冷战史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水准?

  今天的中国问题专家,越来越多地由年轻学者构成。他们不仅接受了更好的社会科学训练,而且能够接触到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数据与信息。同时,许多老一辈学者和记者开始纷纷退休,或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没有冷战意识、真诚而勇于探索的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

一是把握新时代公共外交新机遇,促进传播交流多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嵌了丰富的外交新思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等各个维度。相应地,新时代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意在促进交流主体多元化,拓展正式外交范围,发挥二轨外交积极效果。厚植我国发展优势拓展公共外交范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设的冷战国际史项目,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项目通过出版刊物和组织各种国际会议,大量收集、整理、翻译并公布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文献,还接受各国访问学者和学生,为他们提供收集资料、开阔视野、参与讨论的机会。目前,该项目的工作重心已经从莫斯科转向北京,并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签订几个有关公布或出版中国档案的协议。

沈志华:这其实也是冷战史的一个特殊之处,冷战史研究很少有单个国家自己蒙头做的,做完了再拿出去给别人看看怎么样,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是国际关系史方面的研究,因此材料档案等等都涉及多国,因此各国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也非常频繁,大家互相交流看法、交流材料等等,所以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国际化的。

  一个最为显著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并在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年轻学者,加入了中国问题专家的行列。这一代年轻人具有在中国最动荡的年代里成长的体验。中国观察这一领域由此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是进一步拓宽理论叙事视野,处理好话语传播中“引领与融合”的关系。海外中国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的渐变,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发展实践吸引力和话语体系塑造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贸易开放、基于“一带一路”的金融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已经初步具备了议题引领的能力,相关理念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在应对西方一些媒体与观察家的片面解读与批判时,在话语叙事上要展现更多的灵活性,正确处理“引领与融合”的辩证关系,回答好西方民众和学者“为什么是中国”的疑问,这既是一个紧要的理论任务,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现实需求。

  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是另一个引起世人注意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档案馆致力解密美国政府涉及安全问题的档案,同时也收藏了大批俄国、东欧、拉美及其他地区的档案,其中很多文件已经电子化,供研究人员免费订阅下载。此外,档案馆还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档案馆就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程序问题提供咨询,并成为这些文件的收藏中心。自2001年以来,该档案馆定期在俄国举办冷战史研究暑期培训班,每年设立不同的专题。

解开历史的神话

  首先,老一辈中国观察家和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存在巨大差异。许多老一辈美国的中国观察家,对麦卡锡的反共主义记忆犹新,为了表示他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与忠诚,唯恐被贴上“共产党同情者”的标签,他们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共产党政权的敌视。老一辈学者在意识形态上不得不表现出强硬的右倾。冷战结束后,年轻的中国学者最终开始避开意识形态上的限制,以一个更加开放的心态研究中国。

三是创新专门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提升对外交流合作现代化水平。以劳动外交为例,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由其国务院下属的机构开展劳动外交实践,从冷战时期工人运动到全球化时代供应链治理,劳动外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学者对我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努力和成效知之甚少,我国在劳动外交与全球劳动治理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也相对薄弱。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将全球劳动治理合作正式纳入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中,为拓展劳动外交打下基础。贯彻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要在全球思想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创新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进一步加强学术基础设施建设。

  在美国还有许多以大学为依托设立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都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冷战史课程,并举办公共讲座和研讨会、接受访问学者等。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冷战研究中心成立最早,重点教授亚洲冷战史。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主要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出版冷战研究学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及冷战研究学术专著系列丛书。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注重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冷战史,探讨冷战史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该小组特别注重冷战史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从2003年以来,每年暑期为各国研究生举办培训班,训练冷战史专业的博士生从事档案研究的能力。此外,还为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举办暑期培训班,指导他们如何将冷战研究的最新成果教给学生。自2008年以来,该小组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已连续两年共同举办冷战国际史中美博士论坛,为中美两国高校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在读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提供一个可以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纽约大学冷战研究项目这些年主要从事全球冲突研究和美国国内政治与冷战研究,并分别设立了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基金。

北京晨报:冷战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冷战史的研究对于今天来说,有什么意义?

  其次,老一辈中国观察家,大多把注意力投向1980年之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新一代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的焦点,最初是中国在1980年以后的改革与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又将研究转向中国崛起的区域与全球影响。从研究方法上看,老一代学者限于利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筛选公开出版物中的信息,记录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新一代中国问题观察家,则可以获得更系统的数据和信息,并采用更先进的分析工具加以分析。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中国问题观察家,可以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和进行访谈。无论是看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材料,中国研究领域的代际变化都是惊人的。因此可以说,“中国观察”正在恢复它的正确名称为“当代中国研究”。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伦敦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是英国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中心重点进行冷战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出版的学术刊物(Cold
War
History)注重刊登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研究新解释和新研究的论文,还编辑冷战研究系列丛书。中心创造跨学科的研究条件,研究人员有机会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世界范围的机构就教学和研究问题合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该中心建立了研究生交流项目。

沈志华:有一个对现代的称呼,叫做“后冷战时代”,为什么这么叫?正是因为冷战的影响依旧还在。历史是有惯性的,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它所造成的许多影响,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消失,比如文化、外交、思维观念上的东西,都还有冷战的影子。

  中国观察的遗产

作者简介

  以位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是欧洲最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中心,主要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冷战,其联系和活动范围甚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冷战研究中心则重点研究欧洲的冷战及意大利对外关系。

北京晨报:常听到冷战思维这个词,究竟什么是冷战思维?

  我们如何评价“中国观察”?由于“中国观察”不是真正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汉学研究,我们需要的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待其成果,而是要将其当作一种政策工具,评价它对政策制定的贡献。毫无疑问,在冷战期间,“中国观察”对西方媒体的贡献很大:无论它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它至少告知了公众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它主要被西方国家政府用于制定其对华政策。在冷战的高峰期,数以百计的“中国问题分析家”,曾受雇于美国情报和国防机构,负责监控中国事态的发展。

姓名:鲍传健 工作单位:

  俄国历史学家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冷战史研究,1995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冷战史研究中心,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还有一些大学,都有学者参与其中。此外俄国还举办过一些国际会议和圆桌会议,出版了大量的科研著作和文献集,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

沈志华:冷战思维一般来说,就是以意识形态为先导制定外交政策,阵营之间的对立非常明显。现代的许多观念,比如说“美国是战略敌人”之类,这些观念在很多人中间都还存在,即便是网络时代也不绝于耳,这说明人们的意识仍旧停留在过去,这种意识的停留必然导致特定的观念和思维仍旧在延续。

  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政策工具的中国观察实际效用如何?它作为预测工具的价值几何?如果我们让为数众多的老资格中国观察家回来做一个自我表白,他们大概会毫无犹豫地承认,尽管他们基于当时可提供的资源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他们的行当终究是没有预测价值的。

  中东欧各国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其中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它们分别设在匈牙利科学院1956年匈牙利革命历史研究所和保加利亚军事史协会之下,研究内容集中在冷战时期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问题上。

北京晨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冷战思维有什么影响?

  具体来说,无论是论研究者的数量、数据库的规模和知识积累的多少,美国迄今为止在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投入的资源都是首屈一指的。

  在亚洲,日本的冷战研究群主要是以申请研究项目为基础建立的,比较活跃的有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通过在日本文部省申请研究项目的方式,重点从事东亚冷战史研究。韩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冷战史研究机构,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他们经常以朝鲜战争研究为题,与各国学者进行讨论。庆南大学极东研究所、北韩大学院大学也有一批较为固定的学者参与国际学界有关朝鲜半岛统一和危机等问题的研讨。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召开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學历史系也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成立了冷战史研究小组,经常举办读书会。此外,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了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沈志华:普通的民众,很难用冷战思维去衡量和概括。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因为对冷战史的不了解,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感观和判断。比如一些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不是不可以要,但是过激的情绪,可能会影响人正确地看待事情。

  尽管如此,中国观察在当今的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留下的遗产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一位典型的资深中国观察家,在实践中学会了必须非常耐心、细致地收集基本信息,在接收官方的说辞时极为谨慎,而且会极为小心地评估和解释官方出版的信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许多青年学者对采取这些预防措施不以为然。但是,这种细致甚至繁琐的数据收集方法,对于区域研究这样的实证学科还是很重要的。

  

北京晨报:冷战史的研究会改变这种情况吗?

  另一方面,作为冷战的学术产物,以前的中国观察的对象主要定位为“共产主义问题”,所以特别强调中国发展的消极方面。这对于今天的西方媒体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西方媒体仍然倾向聚焦和报告中国的消极方面,夸大中国面临的问题,有时甚至有断章取义之嫌。例如,许多西方评论家还是使用双重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不是“和平”,而必须是破坏性的。中国的对于邻国的外交新举措,通常被解释为“过分自信的行为”。当中国的经济增长从10%放缓至8%(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增长表现),这种放缓居然被命名为“硬着陆”。

  2、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

沈志华:不论是制定政策,还是普通人对于事情的理解,如果不能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搞清楚,就可能影响正常的判断。过去我们的历史中,也有许多事情需要重新认识和发掘,因此,只有揭开历史神话,还原历史真相,把历史摊开了说,才能制定出对今天的发展有益的政策,才能正确理解冷战时代,以及冷战后的今天。

  诚然,学术研究必须专注于问题,一个优秀的学者,必须以怀疑态度和良好的批判性思维作为研究的起点。但是,今天太多中国研究者仍然继承了过去的偏见,延续他们的“在中国发现问题”的研究思路,不分青红皂白地致力于寻找官方来源以外的“替代性解释”。这导致了对中国的发展,缺乏多元的意见和持平的解释。

  

冷战史的未来

  以中国的经济崛起为例,中国在过去30年持续两位数的增长,已经使之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脱贫的人口超过了历史纪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历史性成就。许多抱有偏见的中国观察家,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解释过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不过,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一个持平的判断,这本来就不是“中国观察”的初衷。(黄朝翰
黄彦杰)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论”,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北京晨报:现在国内冷战史的研究情况怎么样?

  要说档案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还是美国。目前,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已经相继解密了冷战时期从杜鲁门到福特各位总统的档案。弗杰尼亚大学的米勒中心的总统录音项目则收集了从罗斯福到尼克松六位总统大约5000
小时的会议录音和电话录音,其中很多已用文字公布,可以从网站下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还收藏有美国政府前官员的个人档案和访谈记录。特别是乔治城大学设有一个外交口述史项目,收藏有美国许多外交官的访谈录和口述史的录音和文字记录。此外,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发展署的档案馆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档案材料。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会信息服务公司和美国大学出版公司将大批档案制成缩微胶卷,其中包括国务院、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由莱斯公司(LexisNexis)负责全球统一销售。[4]此外,上述各冷战研究机构的网站,以及一些专业网站——如圣塔·克劳拉大学的冷战电子信息资源网,也大都发布各种档案文献。特别是国家安全档案馆为督促政府解密档案所做出的努力,深得各国学者的好评,有关中美缓和的基辛格文件、尼克松文件,就是在他们的催促下得以及时解密的。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蒋介石日记,也收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目前开放到1955年,可望在秋天全面开放。至于学者最常使用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系列文献以及新近解密的中央情报局解密文件,目前已经陆续上网,研究者可以自由下载。

沈志华:以前冷战史的研究者不多,人们也不太了解这个研究。不过这几年以来,冷战史的研究慢慢地火起来了,感兴趣和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它的认知也在逐步加深。因此状况比以前要好很多。而且也可以招收博士生了,许多大学都有冷战史方面的博士招生,这几年报考冷战史的博士生也明显增多,所以说,整体应该是在变好。

  英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解密,外交部编辑出版了《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DBPO: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现已出版第一系列8卷(1945-1950);第二系列4卷(1950-1960);第三系列5卷(1960
-)。在意大利,备受关注的是保存在葛兰西学院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档案。

北京晨报:那么你对未来的发展很看好?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曾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已经成为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并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5]不过,到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6]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国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俄国档案的收集和使用主要依靠三个来源。

沈志华:是的。首先,档案的解密本身随着时间在增多,对这些档案的研究也肯定会不断地出现新的成果。但同时,也是因为冷战史研究非常依赖档案文献,因此,能不能获得更多的档案文献,也成了冷战史研究者的一个瓶颈。冷战史,其实也就是要重构“二战”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在以前缺少资料的情况下,这一时间段的国际关系史往往夹杂着很多猜测、推测的内容,今天要找到真实的历史,没有大量的材料、档案、文献做基础,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一方面,档案不能解密、或者解密得非常晚,直接影响着冷战史的研究,这依旧是今天许多研究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第一,俄国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其中很多内容都与冷战史有关,如战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等人有关对外政策的通信,斯大林同联合国秘书长的谈话记录,关于苏联原子弹和导弹试制的报告,50年代初克格勃和警察局的工作,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苏联对越南政策的变化,1962年的柏林墙建立,等等。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比较重要的有1946-1948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函电,1951-1957年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1958年夏天和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以及1962-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时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披露者的主观色彩,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过,这种缺陷并不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尚属唯一的版本。

北京晨报:对于冷战史研究者来说,你认为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第二,在俄国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引起冷战史研究者注意的内容有:1945-1954年苏联的核计划,共产党情报局历次会议记录,苏共二十大与非斯大林化,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宫廷政变”,至1960年前克格勃的工作,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活动,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书刊和新闻检查制度,1956年匈牙利危机,中近东的冲突,还有苏联与美国、德国、奥地利、芬兰、以色列及东欧、非洲的关系等等。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至于中苏关系,已经出版的三部文件集则公布了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沈志华:比如我们的年轻学者在语言功力方面还不够,比较西方同辈学者还有差距,而西方学者却往往能够比较自如地运用各国包括中国的档案。虽然频繁的国际交流能对此有所弥补,但放在更长的时间段里看,我们冷战史研究的“话语权”有旁落他人的危险。另外,国内急功近利的学风不利于依靠档案来进行实证研究的年轻学者,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过于重视论文成果等等现象,对于冷战史的研究也有影响。冷战史的研究非常繁琐和辛苦,大量的文献、档案需要一一整理和发掘,因此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厚积而薄发。

进入 沈志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冷战国际史
 

附:冷战史:无闻的显学

365bet亚洲官方投注 2

冷战,一个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名词。人们可以从这个词汇联想到很多东西,比如星球大战,比如美苏军备竞赛,比如铁幕……

  • 1
  • 2
  • 3
  • 4
  • 5
  • 6
  • 7
  • 全文;)

在更广泛的领域里,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开始,到杜鲁门计划引发全面冷战,到马歇尔计划与莫洛托夫计划的对抗,到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从“二战”结束,一直到苏联解体,两大阵营的长期对抗,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整个世界历史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也留下了无数的疑团等待后来人的挖掘和解读。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data/3411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沉思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而冷战史,正是专门研究冷战期间历史的一门学问,之所以说是学问,是因为至今为止,它还不算是一门正式的史学科目,尽管近十多年来,它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兴趣。著名的冷战史研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说:“如今,它正在成为一门显学。”

沈志华是中国研究冷战史的代表人物,然而,也因为冷战史,让他遭遇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甚至一度经商,后来又把经商的钱投到冷战史研究中,自己组织研究,自己做冷战史杂志,自费跑到俄国、美国等查阅档案。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冷战史的研究之中。

这些年来,沈志华写了很多书,发表了很多论文,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他依旧说他自己其实是一个无业人员,因为他没有正式的工作,为了研究,奔波于各地。

冷战史的显学之路

北京晨报:冷战这个词大多数人都知道,但冷战史是一门什么样的历史?

沈志华:其实对冷战的研究从冷战开始就有,那个时候是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苏联解体,对冷战的研究发生了一个变化。在之前,冷战研究基本上就是西方学者在做,东方没有,因为东方没有“冷战”这个概念,一谈“冷战”就要加引号,他们把冷战看作是美国人的一项国际政策。实际上不仅美国有,苏联也同样有。苏联解体以后,东方的学者也开始重新思考和梳理这一段长达四十多年的历史,慢慢地,东西方的学者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普遍认为冷战是“二战”后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历史时代中世界格局的一个表现。

北京晨报:这两段的研究有什么变化呢?

沈志华:过去研究冷战,主要是西方人研究,用的也是西方人的材料。苏联解体以后,不但东方学者加入进来了,随着苏联大量的档案材料解密、披露,学者们研究的材料也大大增多,可以用多国的档案对比研究,于是很快出现了大量新的成果,其中许多成果让人大开眼界,包括西方人,他们原来对于东方,多是以猜测为主,现在可以通过这些档案资料,进入到各个历史阶段进行研究。所以美国人把这一时期的冷战史叫做新冷战史,或者冷战国际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材料被解密,新材料不断出现,冷战研究也方兴未艾,最近十多年,慢慢也成了一种显学。

沈志华: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著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朝鲜战争揭秘》、《苏联专家在中国》、《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等。

《北京晨报》 日期:2013年3月24日 版次:A17 -18 作者:周怀宗

链接: